在我与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，贝克街二二一b号收到过许多不寻常的东西。其中有一只装着两枚人类牙齿的烟盒，一条几乎使哈德森太太辞退我们的小蛇，以及一份寄件人坚称必须浸在牛奶里阅读的遗嘱。

然而，在一八八一年那个有雾的十一月夜晚以前，我们还从未收到过一个孩子。

那天晚上，我的朋友正在研究烟灰。

为了这项研究，他占用了餐桌、两只茶碟，以及我原本打算吃完的半块面包周围的全部空间。我曾指出，将四种烟草的灰烬排列在晚餐旁边，并不能改善它们各自的气味。他对此表示同意，随即把第五种倒了出来。

到九点半时，我放弃了晚餐，坐到壁炉旁看报。

福尔摩斯蜷在对面的扶手椅里，手中拿着放大镜，膝盖上是一张写满了字的纸。他的拖鞋尖抵着炉栅，一只长而瘦削的手偶尔伸向烟草罐。我注意到，他每次伸手，都不需要把眼睛从纸上移开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我说，“哈德森太太下午问过我，餐桌上的东西是不是会传染。”

“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说不会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“我还说，晚饭以后就能清理干净。”

他抬起头来。

“我的好华生，你不应该对自己尚未掌握的事情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断。”

门铃恰好在这时响了。

我把报纸折起来。

“这件事至少是可以肯定的。有人来了。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眼钟。

“九点四十三分。恐怕不是个好消息。”

“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因为好消息通常不至于使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。”

我承认，这一次他的解释颇能令人信服。

那晚的雾浓得出奇。它不仅封住了窗外的街道，仿佛还从门缝和窗框间慢慢渗进屋里，使灯焰周围浮着一圈淡黄色的晕。外面每隔几分钟便传来一阵车轮声，然而从窗口望去，连街对面的门牌都瞧不见。

哈德森太太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拿起烛台下楼，心想，无论门外的来客带来什么麻烦，只要他肯让我的朋友暂时离开那些烟灰，我都会真诚地欢迎他。

门外没有人。

我将烛台举高，向左右望了望。一辆马车正在街口转弯，红色尾灯很快便没入雾中。近处只有滴水的栏杆和一段湿亮的人行道。

“有人吗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随后，我听见脚边发出一声很轻的哼唧。

门阶上放着一只柳条篮子。它靠着门框，位置很巧，我开门时几乎没有碰到。篮柄用一块布巾缠着，边缘盖了一条深色毛毯。刚才的声音，正是从毯子下面传出来的。

我俯身掀开一角。

一双眼睛望着我。

我有过行医和随军的经历，自认不至于在突发状况面前失去镇定。但我必须承认，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躺在自家门阶上，与在病房中遇见一位事先挂好号的病人，仍然是很不相同的。

孩子的鼻尖冻得通红。他张了张嘴，仿佛打算提出某种抗议，却只发出一声疲倦的抽噎。一只小手从毯子里伸出来，抓住了我的袖口。

那只手冰凉。

我立即将烛台放在地上，伸手把他抱了起来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请你下来！”

我的声音想必有些异样，因为这一次，他的脚步来得很快。

“受伤了，华生？”

“不是我。”

他停在最后一级台阶上，目光从我的脸移到怀里的孩子，又移到空了大半的篮子上。

“啊。”他说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原本指望听到一点更有帮助的话。

“有人把他放在这里。”

“显然如此。”

“而且已经走了。”

“看来也是如此。”

我正要指出，我们并不需要一位咨询侦探来确立这两个事实，他已经弯下腰，用手背碰了碰孩子的脸。

“上楼去。他冷得厉害。”

这句话使我暂时原谅了他。

哈德森太太披着披肩从房里走出来，一看见孩子，便发出一声惊呼。此后约有半分钟，她连续提出了六七个问题，而我们一个也答不上来。

这丝毫没有妨碍她采取行动。

“医生，把他抱到火边去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把门关上。孩子的东西呢？只有这一个篮子？可怜的小东西——不，先生，您别再碰他的脸了，您的手上全是灰。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，服从了。

***

孩子大约一岁多，比我起初以为的要大。他被紧紧裹在毯子里，篮子又窄，使他看上去还像个很小的婴儿。

到了起居室，他开始哭了。

那哭声起初很低，断断续续，随后因为我试图拿走他身上的旧毯子而变得响亮起来。他用双手攥住毯角，哭得气也换不过来。我只得重新把那一角塞回他怀里。

他立即安静了些，仍旧抽噎着，戒备地瞧着我。

“他不愿意换掉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