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八八八年十月，哈德森太太在楼下添置了一本来客簿。

这件事起因于一个星期三的下午。那天，前来寻找福尔摩斯的人包括两名律师、一位坚持不肯留下姓名的太太，以及一个声称自己送来的是帽盒、实际上盒里装着半只耳朵的年轻人。

哈德森太太认为，她有权事先知道自己正在替什么东西开门。

福尔摩斯对此没有异议，他甚至替她削好了拴在簿子旁的铅笔。

然而，到了星期五，我就发现，那本簿子上出现了“一个男人”“另一个男人”和“先前那个男人”。

“他们不肯说名字。”哈德森太太解释。

在这三项记录下面，哈利用相当工整的大字补充了一行：“先前那个男人把伞拿错了。”

那年夏天他满了八岁，写字已经比我清楚，并且开始对成年人随口作出的陈述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兴趣。譬如，当我说今天没有什么事的时候，他就会把我的出诊簿推到面前；当福尔摩斯说某件东西就在原处，他则要问，指的是今天早晨的原处，还是星期二晚上的原处。

只有哈德森太太能够有效地应付他。

“你该上床了。”

“可是现在才——”

“我知道现在几点。”

谈话到此结束。theend.

十月十七日傍晚，我从诊所回来时，发现客厅的窗帘尚未拉拢。街上刚下过雨，车轮从积水里碾过去，煤气灯在玻璃上拖出一道道颤动的亮线。对面屋顶的轮廓还勉强看得清，烟囱后面却已经是一片灰黄。

哈利跪坐在窗边的椅子上，膝头摆着一本大得很不合比例的图册。

福尔摩斯站在壁炉旁调琴。

这一年的哈利已经学会分辨，什么时候可以打断他，什么时候最好把问题写下来。因此，当我进门时，孩子只是回过头，用手指压住嘴唇，又指了指琴。

福尔摩斯拉了四个小节，停住，在谱架上的纸边做了一个记号。

“第三小节仍然不对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以为很好听。”我脱下外套。

“你认为好听的那一段，是我从这位作曲家的原稿里修改的，但还不对。”

哈利把脸转回图册，肩膀动了一下。

“有什么值得发笑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哈利。”

“你上午说，演奏者不能因为自己喜欢，就擅自改掉别人写的东西。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琴，又看了看谱子。

“这是一项实验。”

孩子点点头，在膝头的纸上写了两个字。

我走过去，才发现图册不过是垫在下面的。他正在替来客簿制作索引，纸上列着姓名、来访时间和几项辨认特征。最下方单独写着一条：“实验：有时候指把东西弄错了。”

“这个定义过于狭窄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他把琴搁下，顺手将那张纸翻了过去。

纸的背面是一张名单。

哈德森太太，认识的人。

华生医生，认识的人。

福尔摩斯先生，认识的人。

接着是牛奶铺的伙计、洗衣妇和一个给煤的男人。另有两个名字用铅笔圈了起来，旁边写着问号。

“你准备把来过这里的人全部记住？”我问。

“这样别人再来，就不用每次都问了。”

“恐怕不行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认识一个人，并不等于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来。”

他把纸还给哈利。

孩子想了想，在“认识的人”后面又添了一栏：“今天来做什么”

这时，哈德森太太端着茶上楼，托盘旁压着一封信。

“这封没有名字。”她说，“送信的人也没有。”

“那么簿子终于遇到值得记载的困难了。”

“送信的人说，不必等回信。”

她把信放在桌上，朝哈利看了一眼。孩子已经自觉从窗边下来，将那张索引收进书里。

那只信封颜色略深，纸质厚而光滑，封口没有火漆，地址是用黑色墨水写的。既无邮票，也没有寄件人的姓名。

福尔摩斯没有立即打开。他先将信翻了个面，沿着封口轻轻摸了一下。

“什么时候送来的？”

“五点过一点。”

“他穿什么？”

“一件外套。”

“哈德森太太。”

“灰色。领子湿了。靴子擦得很干净，没有上楼。”

“说话呢？”

“声音不大，付钱的时候倒很清楚。”

她放下茶壶，带着一种已经尽完全部义务的神情离开了。

福尔摩斯取出里面的纸，只扫了一眼，便递给我。

信上写道：

“今晚八点一刻，将有一位先生登门拜访。他希望就一件极为重大的私事征求您的意见。

您为欧洲若干显赫家族提供过的协助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您具有处理此事所必需的才干与审慎。

请您届时留在家中，并确保谈话不受打扰。

倘若您的来客采取了某些不便说明的防范措施，望您不要因此产生误解。”

没有落款。